母校校庆请几位“杰出校友”撰写纪念文章，这对绝大多数校友来说，文章一定是写当年自己少不更事，在恩师的调教下如何成才。没想到其中有两位不但不这么写，还历数母校老师当年的粗暴。“我从不掩饰对这所小学的厌恶，甚至于恨”，“我在拉萨路小学几年的经历中，最高兴的，就是我最后一次离开的时候。”记者在引用文中的这几句话时，甚至用“控诉学校”来描述。

　　这件事发生在南京拉萨路小学。这两位被邀请撰文的“杰出校友”，一位从拉萨路小学、南京外国语学校、清华大学一路读到美国密歇根大学;一位则由北京大学读到英国剑桥大学。也许他们经过西方文化的濡染，通过中外教育方式的对比，更清楚地发现国内教育的问题，于是受到英美文化习惯的影响的这两位校友，就毫不客气地实话实说了。

　　母校校庆邀请学生撰文庆祝，实际上也像某人生日邀请亲朋好友庆贺一样，希望听些温馨和颂扬的话，这是人之常情。你如果在这样的日子里说一通让主人败兴扫兴的话，未免有点不识时务。在母校里，哪怕有些老师教学教育方法有严重问题，对当年幼小的心灵造成伤害，但总有另外一些老师值得深情回忆和怀念。退一步说，哪怕没有一个老师可堪美好回忆，为了不说违心话，你也可以婉拒撰文。这也许就是季羡林先生所说的“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的意思。因此，当年鲁迅所说的客人当着父母的面说“这小孩将来是会死的”，话虽是大实话，而实话实过了头，就成了傻话了。在人情社会里，难免讲究一些禁忌，也难免会有些客套，只要这种客套不肉麻，不恶俗，也还是在情理之中。在西方文化里也同样有无伤大雅的客套。我们所说的人情世故，沿用季羡林先生的句式，可以这么说：世故不可有，人情不可无。

　　两位“杰出校友”所列举的老师的不是，确实反映了我们教育方式方法的通病。但以情境论观点衡量，这样的通病不完全是老师本身的错，而更多的是教育理念和教育机制的错，甚至是社会缺少人文思想和人文关怀的错。要不要指出这些过错?当然要，但要看时间和场合;换一个时间和场合，你怎么说都可以，怎么说都不为过。而且有大把的时间和机会说，并非面对“皇帝的新衣”，一定要当场揭穿。更何况被指责的那些老师，现在已经退了休，他们现在可能已经意识到当年的错误，已经改正了，这样毫不留情的指责，对他们并不公平。

　　在面对群体恶习和恶俗时，我们需要直截了当毫不留情地直陈痛处;但当面对处于特殊情境中的个体时，只要他们不是明知故犯知错不改，一定的理解和宽容还是需要的。不分青红皂白地痛批猛揭，那未必反映直爽之长，而是体现教养之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