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证据可     以证明丈夫有不轨的行为，可他与红颜知己如此亲密的关系却令我寝食难安。我们三个人中间究竟谁错了，谁能给我一个答案呢？

　　已婚的人希望在婚姻之外为自己保留一个与异性交往的空间，但又不影响婚姻。
既忠贞于家庭，又维持与某异性之间有点特殊的感情。通俗点说就是:在婚姻之外维持一种比爱情少、比友谊多的感情。人们把这种感情称为“第三种感情”。这种情感对于婚姻有没有威胁呢？本文女主人公、广东某大学的青年教师滕静的婚姻就受到了“第三种感情”的影响，她向笔者讲述了她的非常感受和困惑。

　　安插“奸细”，监视丈夫

　　我和刘建风同时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刘建风学的是英语，我学的是中文。我们是广东老乡，大学毕业后，一起回到广州，在某大学工作。1996年，我们结婚了。

　　1998年12月，刘建风从学校离职，创办了一家资讯公司。第二年，公司的运作走上了正轨，有了固定的客户，还扩展了一些新的业务项目。因为人手不够，刘建风打算再招聘几个大学毕业生。一天，刘建风告诉我，他招聘了一个特别能干的小姑娘，名叫黄丹，英语好，中文也好，长得也漂亮。我开玩笑地说：“你们公司是招聘还是选美呀？”刘建风脸红了一下说：“漂亮是件好事，对公司的形象有好处。”

　　此后，刘建风经常下意识地赞扬黄丹，我自然起了些疑心。我曾旁敲侧击地问：“黄丹是不是比我还漂亮？”刘建风愣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说：“那不一样，你是我老婆，她只是个员工。”

　　1999年8月的一天，我在学校上完课后发现车钥匙锁在了车里。刘建风那里有备用钥匙，我赶到他们公司取钥匙。我拿了钥匙，本不想多打扰他，突然想起黄丹来，就说:“黄丹在吗？让我见见她吧。”刘建风转头对一位小姐说：“去，把黄总叫来。”

　　我吃了一惊，黄丹到公司才几个月的时间，就当上“总”了？不一会儿，黄丹来了，果然是个落落大方美丽秀气的女子。她向我问好，态度不卑不亢。

　　而刘建风正毫不掩饰地用欣赏的目光看着他的“副总”，我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虚弱无力。

　　晚上，我责问刘建风，为什么黄丹提升得如此之快，是不是跟他有什么特殊关系。刘建风惊讶地看着我，好半天才明白我在说什么。他解释说：“我们是私营公司，难道还要像国家机关选拔干部一样论资排辈吗？黄丹有这个能力，我就提拔了她，她在公司帮了我很大的忙。你不要胡思乱想好不好？”

　　我还是不放心，坚持要把我姑妈的女儿小兰安排到公司工作。小兰才初中毕业，在公司里干不了什么。刘建风知道，我是想让小兰替我监视他的行为。

　　除了小兰，我还有一个朋友康玲，她是我中学时代的好友，大专毕业后一直没有合适的工作，我让刘建风安排她在公司管理资料。我特意找到康玲，让她注意一下黄丹和刘建风的来往。康玲欠我的人情，自然满口答应。

　　做着这一切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庸俗的市井小妇人，在丈夫身边安插“奸细”，用这种办法来保卫自己的婚姻和感情。

　　圣诞节那天，我和刘建风约好一起吃晚饭。下班后，我径直去了他的公司，发现他的桌上有一份包装精美的礼物，刘建风的神情有点尴尬：“对不起，静，这是送给黄丹的。你的礼物在家里，是一只表。”

　　我放下手里的礼物，心里是说不出来的滋味。我越来越觉得刘建风与黄丹之间真的不那么简单了。

　　我给小兰和康玲打电话，问她们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事情，她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没有。我有点生气:“你们真是没用！什么事都办不好。”康玲诧异地说:“滕静，你是希望有什么事吗？”我无言以对。小兰却被我的愤怒吓坏了，她每天都像做贼似的跟在刘建风身边，时刻向我汇报他的行踪。虽然觉得这样的行为有些过分，可我还是盼望小兰的电话，每天我都要听到她亲口告诉我刘建风没有跟黄丹单独在一起，我才能放心。

　　尴尬捉奸，保卫婚姻

　　2000年6月的一天，小兰打通了我的手机，口气急切地说:“姐，我告诉你，刘总和黄总一起出去了，他们去了越秀天安大酒店。”

　　我急忙开车出门，直奔越秀天安。一路上，我的心“扑通”乱跳，这种“捉奸”的事我可是第一次干。

　　到了酒店，我上了二楼，一进餐厅，我就看见了刘建风和黄丹，他们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相向而坐，谈笑风生，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暧昧。但就是这样的场景，也让我心里很不舒服。见到我，刘建风吓了一跳:“你怎么来了？”我冷笑着说：“你想不到吧？心虚了吧？”黄丹却站了起来，大方地向我伸出手：“滕姐，今天是我请刘总，是我的疏忽，忘记请您一起来。请坐！”

　　我看着她冷静的脸，越发地愤怒，她的坦然平静与我的张皇失措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相形之下，我真的就像街市上的泼妇。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大声地说：“你别这样虚伪好不好，谁不知道你们干的好事？”

　　刘建风冲到我跟前，厉声说：“你说些什么？”我看着丈夫声色俱厉的样子，不由得委屈得放声大哭。黄丹拿起了自己的手袋，平静地说：“滕姐，等你平静一点我们再谈吧。”

　　她步态安然地离去，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而留在原地的我，却像个在纷争中失败了的无理妇人，蓬头垢面，涕泪交流。

　　回到家，刘建风头一回那么严厉地责骂我，他斥责我无端猜疑，泼妇骂街，他说：“你看看你自己的样子吧，还像不像个有文化的人，赶时髦学什么‘捉奸’，捉到什么了？我们是在床上吗？”

　　我颜面全无。这场“捉奸”的确像是闹剧，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众目睽睽的餐厅里，而我的确什么也没有发现。可我仍不能相信他们之间是清白的。我愤愤地说：“既然你这样维护她，那我们离婚好了。”

　　盛怒之下，刘建风断然说:“好，离婚就离婚。”

　　我起草了离婚协议书，让刘建风签字。看着白纸黑字的协议书，刘建风软了下来，他伤心地对我说：“静，你要知道，我爱的是你，我和黄丹之间什么事都没有。你要相信我，我不想跟你离婚。”

　　我还不能从“捉奸”失败的屈辱中挣脱出来，坚持要离。刘建风的态度也很坚决，什么事都可以商量，决不离婚。为了劝我，他动员了所有的亲朋好友，让他们轮番来跟我谈。康玲也来找我，她恳切地对我说，她的确遵照我的安排监视过刘建风和黄丹，但就她女性的敏感来说，她觉得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却不是情人。刘建风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征求黄丹的意见，黄丹也能给他最好的建议。在工作中，他的确是离不开黄丹，但要说他们之间有什么暧昧的感情，那就是违背良心的话了。康玲笑着说：“滕静，你不知道吗？现在有一种感情叫第三类情感，比友情多，比爱情少。你这个现代女性，怎么就不能想开一点呢？”我泪如雨下：“不管这种感情是第几类，我觉得自己受了伤害呀。”

　　逼走“情敌”，心有不安

　　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我放弃了离婚的打算。我向刘建风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我们要生个孩子，二是让黄丹离开公司。第一个条件，刘建风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了：“我早就想要个孩子了，就是你不肯生。”第二个条件，他却犹豫了很久，最后终于咬牙同意了。

　　黄丹离开公司前，约我和建风吃饭，我也想挽回一下形象，刻意地打扮了一番。黄丹绝口不提我让她离职一事，只是一个劲地跟我谈着化妆品和衣服的品牌。我也觉出了她的可爱和善解人意，我对自己的固执有点后悔了。分手的时候，刘建风握着她的手，有些依依不舍，我看在眼里，又觉得自己是对的。回到家，我问刘建风:“你老实告诉我，你跟黄丹究竟是怎么回事？”刘建风郁闷地：“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就是愿意跟她在一起工作，可能有那么一点喜欢吧。但我知道，那不是爱，这个我很清楚。”

　　黄丹走了，我们的生活似乎归于平静。不久，我就怀孕了，刘建风对我疼爱有加，每天都亲自下厨给我煲汤，令我感动不已，我以为我们之间的不愉快就此过去了。2001年9月，我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2002年夏天，女儿快满周岁了。我们打算请一些亲朋好友来庆祝。刘建风试探着问我：“我们能不能请黄丹，她一直惦记着孩子，一直想来看看呢。”

　　我大方地同意了。女儿周岁那天，黄丹来了。席间，有朋友开玩笑地对刘建风说：“黄丹走了，你可是少了左右手啊！”刘建风趁着几分酒劲说：“我还想请她回来帮忙，不知道黄丹肯不肯啊？”朋友们哄笑起来:“这是滕静肯不肯的问题呀！”刘建风借着酒劲端着酒杯对我说：“太太，你肯不肯呀？”

　　当着众人，我不能发作，那样太没有风度了。而最重要的是，我还是始终如一地信任丈夫，我相信他与黄丹之间没有见不得人的事。如果黄丹真的能在事业上给他帮助，我何乐而不为呢？我举起了酒杯，不是向刘建风，而是向黄丹：“欢迎你回来。”

　　黄丹回到了公司，我的心情却日渐沉闷忧郁。我相信丈夫和黄丹之间是清白的，但我也知道，他们的确是互相欣赏着的。在这样的朝夕相处中，相互欣赏的两个男女真的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吗？我再次陷入了无端的痛苦和猜疑之中，每天上课都神不守舍。而这种痛楚又只能埋在心底里，黄丹是我请回来的，我不能赶她走，因为她没有任何过错。如果我再像从前那样大闹，只能显得我小肚鸡肠，也许还会引起刘建风更大的不满。说来也奇怪，自从有了女儿，我不再像从前那样任性了，不会轻易就提离婚了。为了女儿，我必须保持这个家庭的完整，对于婚姻和家庭，我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危机感和责任感。

　　积郁成疾，无法潇洒

　　我情绪极端低落，还常常失眠，整夜整夜地不能入睡。刘建风很关心我的身体，带我去看广州最好的医生。医生听了我的诉说，诊断我患了轻度的忧郁症。医生开了一些药，我吃了以后失眠的情况稍有好转，但情绪却依然低落。因为服药，我的身体有些发胖，体型都变了。我对刘建风说：“你不会嫌弃我吧？”他说：“静，你不要再折磨自己了。”他脸上那痛苦的表情让我明白，他的心疼不是假装的。

　　有时半夜里，刘建风看我睡不着时痛苦不堪，他也不肯睡，坐在我身边叹着气，欲言又止。我知道，他一定是很想解释他跟黄丹的关系，也许他还想提出让黄丹离开公司，去了我的心病，但我期待了很久，他却一直不肯说出口。我想他一定也很矛盾，黄丹是他事业上不可多得的帮手，也是生活中难得的红颜知己，他一定不愿意轻易放弃。而我是他的妻子，是他女儿的母亲，我的感受他不能不顾及。见他如此矛盾痛苦，我有再多的指责也说不出口了。

　　2003年春节，黄丹突然带着一个年轻的男子到我家里来，她介绍说这是她的男朋友。说实话，一听到这话，我的心情顿时好了很多。

　　黄丹和她的男友是治我心病的最好的方子。从那以后，我的心情好了许多，失眠的症状也改善了一些。刘建风见我的身体逐渐好转，也开心不已。有一次我问他，黄丹跟男朋友发展得怎么样，他笑着说:“挺好的。过两年有了房子就准备结婚了吧。”

　　我觉得我的病已经彻底地好了。

　　2004年2月，正值学校放寒假，我请康玲到家里来玩。康玲很聪明，一来就向我汇报了情况，让我放心。我笑着说:“我没什么不放心的。黄丹都快结婚了吧？”康玲愣了：“黄丹还没有男朋友呢！前两天公司还有一位同事张罗着要给她介绍呢。”

　　我的心一下子又落入了谷底。晚上，刘建风回家，我质问他黄丹的男朋友是怎么回事。刘建风只好告诉我，他把我的病告诉了黄丹，是黄丹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找个人假装她的男友，带给我看，好让我放心。

　　那天晚上，我再次整夜失眠。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我的丈夫有任何不轨的行为，而他与另一个女人如此亲密的关系却令我寝食难安。我再次陷入了没有边际的猜疑与绝望的揣度之中，心神不宁。刘建风目睹我的痛苦，却束手无策。他痛下决心向我提出，让黄丹离开公司，可我拒绝了。既然他们是知己，那就让他们在我的眼皮底下“知己”好了，难道让黄丹离开公司，他们就不“知己”了吗？刘建风无奈地在我的床前跪下了，他苦恼地捶打着自己的头：“静，我总不能逼着黄丹嫁人吧。”

　　我们三个人中间究竟谁错了，谁能给我一个答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