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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弥合粮缺 需要农业现代化与交易自由化
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表示,中国粮食供求总量趋紧,粮食自给率跌破90%,去年进口的谷物7700多万吨,可养活1.9亿人。
在国内粮食实现连续九年增产下,国内粮价高企和粮食净进口激增,尽管令人困惑,但如果粮食增产可看作是基于现有耕地种植面积和单位亩产下的增产,那么把粮食净进口与粮食自给率和粮食增产对峙则是认知误区。
低于100%的粮食自给,并不会必然导致粮食供给安全,粮食进口会有效缓解国内粮食供给压力,真正威胁13亿人口粮食安全的是粮食交易不自由、国际上时有出现的粮食保护主义,以及现行并未有效根治的抽取农业要素资源的制度和市场框架秩序。
当前,必须正视中国粮食整体存在的供需缺口,并在其基础上构筑维持国内粮食供给安全的科学合理的机制和渠道,以避免面临真实的粮食供给冲击。事实上,国内粮食自给率呈趋降态势。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进口谷物类农产品已达1398万吨,比2011年飙升156%,小麦、玉米和大米等三种主粮都净进口化,其中精米进口260万吨,为2011年的352.17%,占全球大米贸易量的7.7%;包括大豆在内去年进口粮食已达7700多万吨,比2011年的5800多万吨约多1900万吨,如国内大豆自给率约20%,中国进口的大豆相当于全球大豆贸易量的60%以上。而且早在2011年中国粮食净进口已超过粮食总产量的10%,以2012年全年粮食总产量11791亿斤计,去年粮食净进口超过粮食总产量的13%。
同时,目前国内外粮食高价差,以价格形态透射出国内粮食供给呈整体趋紧态势。诸如大米等国内粮价高于国际粮价20%-30%,国内粮价高于国际水平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内粮食供给存在缺口。当然,当前国内增产和进口完全可充分保障国内粮食供应充足。
不过,在净进口补缺下的国内粮食供给充盈,理应会收窄国内外价差却未能降低国内粮价,透射出中国粮食进口配额制、贸易垄断及国内粮食流通渠道垄断等问题,这滋生了一些粮食贸易或交易“倒爷”,因此,国内粮市面临突出的垄断租金耗损问题,需要及时加以解决。
国内粮食供给的趋紧,根源在于地方政府近年来的城市化,一些地方政府占用大量肥沃耕地,大量缺地少地的农民被裹挟入工业化、城市化洪流,导致数亿农民工由农业生产者变成农产品纯消费者,从而在收窄粮食供给能力的同时增加了粮食需求规模,造成了粮食供需紧俏。同时,一些地方急速城市化和重工化下农村经济金融资源遭到流失,加之超发基础货币和银行信用创造主要配置于基建等领域,导致了农产品供给冲击。因此,国内农业生产成本高于同水平的越南等,中国通胀也主要以食品价格上涨为主。当然,粮食浪费是一大问题,比如有关调查显示,2008年仅餐饮浪费的食物蛋白质就相当于2.6亿人一年所需。
由此可见,国内连续九年的粮食增产,尽管是积极因素,但是要想有效弥补国内粮食供需缺口,还需一些其他方面的努力。要想有效缓解国内粮食供需紧俏,一则需切实有效加快农业现代化改造,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粮食流通体制和粮价管制,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率,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一则需正视粮食自给率,打破粮食贸易垄断,促进粮食贸易自由化,以避免粮食供给冲击。同时,严格规范目前地方上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避免新型城镇化对农业资源的挤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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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30 | 作者: 薛天 石志勇 | 来源: 中国新闻网 | 【大 中 小】【打印】【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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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西安1月30日专电 题:城中村在改造中加速消失 都市“蚁族”何去何从
薛天 石志勇
城中村在许多人的眼里是影响城市美观,阻碍城市发展的“城市村落”,但是对于另一些人,特别是那些城市新移民而言,城中村却是他们在一座陌生城市得以落脚的重要场所。但随着近年来城中村改造进程的不断加速,这些新移民将何去何从,值得关注。
改造提速背后的“尴尬”
城中村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产物,它们在见证城市历史变迁的同时,由于自身存在的“脏乱差”问题也给城市建设和管理带来了很大问题。近年来,国内一些大城市纷纷加大了城中村改造的力度。
西安市城中村改造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西安市共完成23个城中村的回迁安置,涉及3万多人,改造面积241万平方米。在2013年,西安市又将拆除18个城中村,涉及1.2万户、3.6万人。
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这样的改造力度无疑是令人欣喜的,但城中村里的租户群体将何去何从?在西安市雁塔区长延堡办事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仅东三爻村,估计就有多达十万的租户,其中大部分都是周边的学生和外来务工人员。一旦东三爻村改造,这些租户只能另想办法,在租房的问题上“另谋出路”。
笔者随机走访了西安市南郊几个较大的城中村,许多租户反映,由于数量不断减少,现在城中村的房子涨价很快。一位城中村的房东说,现在房子“紧俏”得很,谁要是嫌贵不想租了,后面有很多排着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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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族”面临居住难题
城中村加速消失,受影响最大的是刚刚落脚城市的大学毕业生,也就是俗称的“蚁族”群体。去年大学毕业的张海涛在东三爻村才住了半年,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个月的工资1900元,还要给家里父母寄回500元,剩下500元的伙食费,100元的通讯费,200元的杂费,加起来就已1300元。“如果不租城中村的房子,我根本没地方可住。”张海涛说道。
租住在西安北山门的刘志超大学毕业后就决定留在西安。“西安这几年的物价水平一天天在攀升,虽然城中村的生活成本也在提高,但毕竟还是比住别的地方便宜许多。再加上村里面的生活设施很齐全很方便,要是真搬出去住我可能还有点不习惯。”但西安市区内的城中村改造这几年进行得很快,刘志超不得不越搬越远。频繁的搬家让刘志超疲惫,同时也让他极度缺乏安全感。
“这座城市我已经生活了快十年,现在却还是感觉自己扎不下根。商品房我租不起,公租房我不够申请条件,现在城中村的房源也开始紧张了,在西安有个栖身之地越来越难。”刘志超说。
新移民居住需求值得关注
有关专家认为,城中村改造“牵一发而动全身”,是一项系统工程,因此在推进过程中应该兼顾多方利益,这其中就包括城中村原有租户的问题。长安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王圣学认为,许多城市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对被拆迁群众的利益考虑得比较充分,但对租住在城中村中的城市新移民的居住需求很少关注。这部分新移民大多收入不高,城中村消失后很难承担高昂的租金,对于他们遇到的居住难题应该予以重视和关注。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项目评估中心主任方海韵认为,城中村改造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很复杂,对于那些城中村的租户而言,他们所关心的无非是还有没有地方可住。如果没有“立锥之地”,那他们可能就会“用脚投票”,选择离开城市,这有可能会引起劳动力和人才的流失。
方海韵认为,要解决城市新移民在城中村消失过程中的居住问题,首先政府应该加大公租房建设力度,逐步建立起有梯队性的流动人口公租房准入制度,并对特殊人群(主要是应届毕业生和专业人才)降低公租房的申请的门槛。其次是对一些功能相对完善,“发育成熟”的城中村,应当采取拆迁和改造相结合的方式,从而将这些城中村转变为能够帮助城市合理安置低收入人群和外来务工人员的“低消费”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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