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公安部咨询委员，原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谢飞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3年2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谢飞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谢飞原名谢琼香，1913年2月出生于广东省文昌县。1927年2月加入共青团，同年8月转为中共党员，任中共文昌县溪尾、湖山联区区委委员等职。1928年10月后，被广东省委机关派往香港、新加坡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2年后在福州、厦门中心市委工作。1934年5月调江西瑞金中央苏区，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秘书。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1936年1月，受中央委派陪同刘少奇同志重建北方局并任秘书。1937年后在延安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1939年4月后，任鄂豫皖区党委候补委员，舒无地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苏南区地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新四军余上独立营政委，华东局驻大连办事处处长，东北局特委委员等职。1950年1月后，任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主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文化大革命”中蒙冤入狱。1979年12月后，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中央人民公安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顾问、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2000年2月离休。

　　谢飞是北京市第五届政协委员，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谢飞年谱

　　1913年2月3日出生于海南文昌湖山，原名谢琼香。

　　1926年考入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琼台师范前身)。

　　1927年2月加入共青团，同年8月转为中共党员。

　　1929年夏在新加坡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马来亚共产党中央机关。

　　1932年2月回国在福州、厦门中心市委从事机要文秘工作。

　　1934年初调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工作。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是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30名女红军之一。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在瓦窑堡与刘少奇结婚，改名谢飞。

　　1936年1月至1937年先后在中共北方局所在地天津、北平、太原等地协助刘少奇工作。

　　1937年12月回延安，入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两年。

　　1938年与刘少奇前妻所生儿女刘允斌、刘爱琴共同生活了近一年。

　　1939年4月至1944年，先后到中共鄂豫皖区党委、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担任过区党委委员、地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特委委员、宣传部长兼江南社副社长、党训班主任、地委委员、地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县委书记兼新四军浙东纵队余上特务营(独立营)政委等职。

　　1945年，身为浙江省余上(余姚与上虞两个县)县委书记兼特务营政委的谢飞领导600名指战员先后与日伪军作战数十次,屡打胜仗,被群众亲切称为“谢团长”。

　　抗战胜利后任华东局妇委会常委兼组织部长、华东局驻大连办事处处长、东北局特委会委员、东北纺织工业部职工学校校长。

　　1949年4月到北京，任华北革命大学三部副主任。

　　1950年任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主任，一边参加夜大学习，两年读完夜大全部课程。

　　1953年考取人大法律系研究生，主修法理、宪法和国际法等课程。

　　1956年研究生毕业，次年2月被任命为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

　　1968年3月，因刘少奇“问题”被关进监狱，受尽折磨，但她坚持真理，宁死不屈。

　　1973年7月，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被释放，结束了5年多的牢狱之灾，不久下放北京郊区公安部农场劳动。

　　粉碎“四人帮”之后，于1979年12月复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后改任中央人民公安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顾问。

　　1980年任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后任中国法学会理事。

　　1983年至1993年任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4年退居二线，任公安部咨询委员至今。

　　2000年9月离休。

　　长征英雄 海南女杰 永远的怀念……谢飞花谢花飞

　　海南岛，风光旖旎，地灵人杰，孕育了一批又一批名留青史的英雄人物。谢飞，便是其中一个。谢飞，1913年2月3日出生在海南岛文昌茶园村，原名谢琼香，小名么尾。“么尾”在海南话里指家里最小的孩子，因为她上有四个姐姐三个哥哥。

　　谢飞从小活泼好动，5岁就帮家里干活，放牛割草;她性格倔强好强，爬椰子树、荡秋千、站在牛背上过桥，她敢于和男孩子比高低。

　　1926年，13岁的谢飞以优异成绩考上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也就是今天的琼台师专。在初中部，她是年龄最小的女生，但她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妇女解放协会、学生会等进步组织。1927年2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谢飞才十四岁。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白色恐怖笼罩海南。谢飞与三哥谢冠洲等回到乡村，创办妇女识字班，组织农军，宣传和动员农民参加革命，她当上了区妇委书记。1928年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谢飞转移到了当时广东省委所在地香港。从此，谢飞离开了家乡，走上了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离开海南后，谢飞先后在香港、新加坡、福州、厦门等地从事地下党组织的保卫工作。1934年被调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工作，10月便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谢飞与战友们用双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到达陕北后，22岁的海南姑娘谢飞，迎来了她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婚姻。对丈夫刘少奇，谢飞说，早就听过这个名字，知道他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到中央苏区后，听过刘少奇作报告;长征途中，两人才真正接触，互生爱慕之情。在邓颖超等人的操持下，他们在陕北古镇瓦窑堡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毛泽东、周恩来和李维汉等十多位中央领导前来道贺。谢飞这个名字就是那时改的，不过人们还是习惯地叫她“阿香”。

　　新婚不久，谢飞夫妇便根据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乔装打扮，辗转到了天津。当时刘少奇是中共北方局书记，领导着华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理万机。妻子谢飞则身兼数职：任北方局机要秘书，协助刘少奇工作，保管党的机要文件;当家庭主妇，照顾刘少奇的生活，保护刘少奇的安全;当交通联络员，与有关人员秘密接头，传送情报文件。

　　有人说，在天津的这近一年，是刘少奇与谢飞作为夫妻在一起生活时间最长的一段日子，因此，位于天津市黑龙江路隆泰里19号那座中共北方局的红色小楼应该是他们爱情的重要纪念地。

　　“文革”中，林彪、四人帮一伙诬陷刘少奇在主持北方局工作时叛变革命，要谢飞作伪证。当时谢飞与刘少奇分手已20多年，作为夫妻他们缘分已尽，但在原则问题上岂能颠倒黑白!她的回答始终都是：刘少奇同志没有被捕，更没有叛变革命。为此，谢飞经受了5年多的牢狱之苦。

　　1949年10月1日，谢飞和她的战友们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她亲眼看到广场上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看到自己为之奋斗多年的美好理想变成了现实。为了这一天，谢飞有十几位亲人先后被反动派杀害，在海南老家的房子也被敌人烧了三次。

　　谢飞是一位革命功臣，但是没有官位意识，她依然保持一名红军战士的优秀品质，她热爱学习，喜欢实干。她深知要建设新中国，光靠战争时期的经验是不行的，要学习新的知识。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她一面担任专修科主任，一面上夜大，刻苦学习文化。1952年，她39岁时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法律专业的研究生，四年后毕业，被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为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负责教学工作。

　　1957年1月1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接见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员，毛泽东拉着谢飞的手，亲切地与之交谈，新华社记者侯波按动照相机快门，摄下这历史瞬间，这张照片至今挂在谢老家中客厅。

　　谢飞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恢复人身自由;1978年彻底平反恢复组织生活;1979年重新回到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岗位上。当时已66岁的她再一次将个人恩怨得失抛至脑后，继续在自己热爱的法律教育园地里辛勤耕耘。直到1984年退居二线。

　　谢飞是海南人，她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尤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谢飞多次回到海南，或考察调研，或探亲访友，或参加海南举行的重大活动：1987年纪念琼崖纵队成立60周年大会、1988年海南建省的挂牌仪式、1993年在海口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上，都留下了谢飞的身影。1997年，84岁的谢飞在文昌老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谢老的侄孙谢源潭回忆说：“1997年春节回来，她在家乡住了两夜，与大家聊天，谈生产啊生活啊，非常高兴。”

　　邻居谢渊群用海南话介绍：“1997年回来过两夜，看琼剧，吃文昌鸡，与我们全家照相，说话是半咸淡半咸淡，也讲海南话也讲普通话，跟我爸他们说个不停，爱吃三层肉，啥都吃，特别爱吃鸡屁股，叫人切了个大大的鸡屁股吃。”

　　作为海南的女儿，谢飞时刻关心着家乡的发展，时常为海南的发展出力，希望把海南建设得更加美丽。她曾满怀深情地说道：“海南啊建设好是有希望的，而且可以说是大有希望的。海南有23年红旗不倒的光荣历史。所以我们年轻这一代要继承革命的传统，不管多少困难都要想办法来解决，何况现在胜利几十年，解放几十年了。一个不大的岛上，人口才几百万，希望海南人民根据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一切事业。特别是青少年，因为我是海南人嘛，希望他们好好学习，一定要从小就有爱国的思想，将来长大了要为国家为人民作贡献。祝海南的各方面的发展更好更快，我预祝海南各种事业都兴旺发达!”

　　200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谢飞再度忙碌起来：参加纪念活动，与老战友聚会，接待来访者;介绍她坎坷人生的书《长征女红军谢飞》由宋平题写书名，长征出版社出版。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组织家乡少先队员给她写信、派代表到北京慰问她，为她拍摄专题片，老人家非常高兴。当时已是93岁高龄的她，虽然记忆力和语言表达已衰退，但精神很好，面对镜头大声说出了“我是海南人”“我爱海南”等话语，还托养子谢冰代笔给海南省少先队员写了一封回信，亲笔签字。

　　为弘扬海南妇女在革命斗争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海南省妇联编辑出版了《琼崖巾帼英豪》一书，谢飞写道：“海南妇女曾起着重要的作用，她们作出过巨大贡献和英勇的牺牲。23年红旗不倒，有她们一份伟大的功劳!”

　　“我的长征走了三万五千里”

　　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壮举之一。在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队伍里，有好几位海南人的身影：张云逸、周士第、庄田、谢飞、符确坚、云广英、林青、何畏……谢飞是其中唯一的女性。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经过严格挑选，21岁的海南姑娘谢飞与其他29名女战士一起随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当时她叫谢琼香，大家亲切地称她“阿香”。

　　谢飞曾回忆道：“刚出发几天，我这不争气的脚老闹别扭。从天亮走到天黑，一双脚像灌了铅一样，沉沉欲坠，粗硬肿胀，举步维艰。走着走着就落在了后面，想坐下歇口气，可一歇就跟不上大部队，因此常受到责备。但是我从不泄气，咬着牙与战友们互相鼓励着走。”

　　当时谢飞的身份是“工作队员”、“政治战士”，工作是“走前走后”。头一天晚上了解部队明天的宿营地，早起提前出发，插到前面到达目的地，搞到粮食，请好民夫，这就是“走前”。有时到达目的地，群众躲进山了，见不到一个人影，找不到一粒粮食。虽然完成了行军任务，却没完成工作任务，只能丢下背包，来不及吃饭，翻山越岭去寻觅躲藏的群众。好不容易找到几个老乡，费尽口舌宣传一番，说动他们为红军当民夫，待筋疲力尽领着这几个民夫回到宿营地，天已大亮，队伍早已出发了，又得拖着没有得到休息的双腿去追赶队伍，这就是“走后”。

　　这一“走前走后”，每天就要多走一二十里路，一年下来多走的路就相当可观了。此外，还不可避免地要走许多弯路、回头路、冤枉路。所以谢飞说：“别人的长征是二万五千里，我们的长征，走了三万五千里”。

　　谢飞曾回忆说，“最困难的是过雪山过草地，而我最困难的是过大渡河，我病了。”

　　在过大渡河的前几天，谢飞就病了，天天发高烧，嘴唇泛起白泡，浑身无力，头晕目眩。但她咬着牙，拄着拐棍，紧跟着队伍。好不容易来到了泸定桥头，一看，不禁头昏眼花，浑身发冷，双腿颤抖：只见脚下万丈急流，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被急流吞没卷走。谢飞凭着惊人的毅力，咬紧牙关，闭上双眼，屁股坐在临时铺的桥板上，双手紧紧抓住铁索，手脚并用，一点一点地往前挪，一百多米的铁索桥，她用了半个多小时才艰难地挪了过去。

　　谢飞所在的干部休养连虽然是一支由老同志、女同志和伤病员组成的特殊连队，但照样要自己筹粮。

　　一次，谢飞的目光无意间透过楼板的缝隙，看到下面牲口圈的粪堆上有一小堆东西，仔细一瞧，原来是麦粒。3个姑娘见状,跑进牲口圈里，几双灵巧的手在臭不可闻的粪堆上扒来扒去，像鸡啄米似地寻找着麦粒，一阵阵臭气熏得她们直皱眉头，可是谁也顾不得了。不长时间，就捡了两三斤。

　　幸运的姑娘们就像捧着战利品一样捧着沾满牛粪的粮食来到河边，一遍遍冲洗，直到闻不出一丁点儿粪味。她们把洗好的麦粒放到锅里去炒，麦粒渐渐散发出香喷喷的气息，抓几粒一嚼，真是香脆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