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岁的严敦仁和老伴孙舜娣合影。记者王鹏摄

　　江东东柳街道园丁社区，88岁的严敦仁和多数男人一样，一个妻子，守候了一辈子。但和别人不一样的是，10年前起，这个有心的退休校长开始给妻子写传。

　　从结婚时开始，按照年份，把两人共同经历的点滴往事一一记录，拿400格的稿纸滕写得整整齐齐，用牛皮纸作封面装订成册，俨然一部家庭“编年史”。

　　他在首页取了个名字：《家有贤妻万事兴》。

　　10年过去，严家如今已是四世同堂，拥有22个直系成员。严老的家庭“编年史”也在继续更新，写简单的生活琐事，朴素的人生道理。

　　70年的爱情不容易，四代人每周团聚的大家庭更不容易。一辈子教书育人的严敦仁，希望以自身经历启示后人。

　　“不管时代怎么变，有些道理永远不会过时，这也是为什么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

　　1942年

　　“第一印象不够漂亮，但并不难看。”

　　相识的那一年，严敦仁和孙舜娣都只有17岁。

　　他们在两年前就订了婚，那会儿严敦仁还在读师范。男孩子心高气傲，表面上不吭声，背地里逢人就讲：“什么年代了还讲究父母之命，没我的同意，谁也当不了我的老婆。”

　　1942年春节，日军侵占，宁波沦陷，严敦仁没法读书了，顶着盘旋的敌机四处流亡，后来遇到一长辈，在他的陪同下，严敦仁第一次走进“未婚妻”孙舜娣的家。

　　孙家家境不错，房子一间连着一间。西厢房的门突然开了，一个妙龄少女走了出来，披肩长发，蓝旗袍，配着红色丝棉背心。

　　这是妻子留给他的第一次印象。60年后，他在记录中写到：“不够漂亮，但并不难看。”

　“17岁的她是不够漂亮呀，那还是我漂亮，我年轻的时候很好看的。”70年后，老先生依然有着孩子气的坚持。发黄的相册里，有一张他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照片，果然干净俊朗，温文尔雅。

　　“这个十三点！”老太太瞪了他一眼。

　　严敦仁接着往下讲，眼角眉梢都是笑意：“现在是她好看了，作为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她真的挺耐看。”

　　乱世里找工作难，一直到当年9月，严敦仁才在准岳母的介绍下找到了一份在小学教书的工作，并且住在孙家，同孙舜娣日久生情。

　　“挺体贴的一个人，一下班，她就到我房间来。东看看，西瞅瞅，也不问，也不说话，第二天保准就多了一样需要的东西。”

　　结婚成了水到渠成的事儿。“翌年农历三月十六，拜堂成亲。”

　　严敦仁觉得，这是缘分。如果宁波没有沦陷，他继续读书，未必愿意这么早结婚；如果没有住到岳母家，没有机会深入接触，未必能发现舜娣的体贴善良，那么枕边人是谁，就说不准了。

　　他很庆幸，两人在18岁最好的年纪里喜结连理。如今，第4代曾孙小圣也到了这个年纪。小圣今年刚考上大学，朋友们戏称，可以找女朋友了。

　　“太早、太早。”老爷子连连摆手，但很快话锋一转，忍不住现身说法，“挑女孩不能光看长相。现在的年轻人，节奏那个快，相亲看一眼就说没感觉，不花时间了解那怎么行呢？”

　　1958年

　　“当我失魂落魄之时，娣倍加恩爱，同甘共苦，相濡以沫。”

　　严家老婆当家，孙舜娣负责家庭开支，对外打交道也是她出面。

　　两人育有二男二女，上个世纪50年代，严敦仁已经是白沙中心小学的校长了，但一个教书匠的工资，不足以维持一家六口的生计。孙舜娣省吃俭用，一边精打细算地捂着手中不多的钱把日子过好，一边千方百计找钱补贴家用。

严敦仁详细记录了妻子当年的努力：开垦屋前空地种菜，给停泊在江边登陆艇上的解放军洗衣服、打毛线，为竹商把装到竹排上的毛竹背上岸，和邻居阿毛娘一起磨锡箔，糊火柴盒，替邻校一名老师哺养孩子……

　　在孙舜娣眼里，丈夫那会儿早出晚归，不太顾家。多年以后她才知道，原来桩桩件件，他都放在心上。

　　“本来就多病的舜娣，更加虚弱，肤色泛黄，皮下青筋显然可见。”

　　看到这一句，老太太忍不住笑：“老头子还介细心哦。”

　　1958年，严敦仁被错划为右派，到梅山劳动三年。孙舜娣一个人，白天去厂里上班，晚上服侍产妇，还要照顾孩子，几次晕倒，还差点命丧车轮之下。

　　两人也写信，字里行间都是艰辛的生活。事后回忆不免笑话：古诗里面写，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她书念得少，长相忆是没有的，每次写的都差不多，什么饭要吃饱啦，衣服要穿暖点啦……

　　“我在那儿就是使劲儿吃饭，别人冤枉我，我不能对不起自己，搞坏了身子对不起家人。我说，我比以前还壮，不信你来看。”

　　他俩三年内唯一的一次见面，是1958年除夕。年前他听说家属可以探视了，赶忙托人带信回去。她接到信，第二天凌晨就出发了。

　　那段旅途她终身难忘。当年宁波到梅山是没有直达车的，汽车坐了一小段，剩下的路就得靠走。荒郊野外，连个问路的人也没有，就是按照大致方向往前走。平时很少出门的家庭主妇，这会儿变得异常坚定勇敢，义无反顾。傍晚终于来到海边，一水之隔，就是丈夫所在的梅山岛。

　　风很大，浪一阵高过一阵，她在岸边等了很久，可没有船愿意出海。天色渐渐暗了，她孤零零地站着，不敢去想在这里过一夜会是什么后果。

　　远远的，爆竹声传过来，依稀看到的点点灯光让人触情伤情，她在海边痛哭了一场。

　　后来终于有人愿意载她，见到丈夫的时候，再多的委屈都不提了。严敦仁一直记得这一幕，在颠簸的小船吐了一路的妻子，从从容容地把头发理好，笑盈盈地转过身来。

　　三年后，严敦仁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回江北区乍山杨栋小学教书，生活却依然拮据。孙舜娣很会找“生财之道”：她每天在宁波买一些大饼油条，步行数十里到乡下，卖给在田里干活的农民，然后问农民买一些农产品，拿到宁波来卖掉，赚点差价。

　　儿女们逐渐长大后，孙舜娣轻松了些，随丈夫去杨栋小学当炊事员，闲来养羊养兔，清贫的日子又多了几分生趣。

　　多年以后，儿女们回想起来，倒也没觉得那段日子有多苦。小女儿的印象里，更多的是母亲做的饭菜，简简单单的芋头，也可以烧得几天都不重样。偶尔做一次韭菜蟮丝，雪菜黄鱼，全家都像在过节，热热闹闹的。

　　“有些女人一辈子都在抱怨，丈夫没钱的时候抱怨他没用，有钱了又抱怨他不顾家。我妈不是这样，不管条件如何，她从不抱怨，一直都在想办法去改善。”

1985年

　　“娣被诊断为直肠癌，医院拒收，全家陷入极度忧伤。”

　　1985年，夫妇俩双双步入花甲之年，春节里晚辈们欢欢喜喜地为他们摆了寿宴。可仅两天后，孙舜娣就被确认为直肠癌晚期。

　　他们去了宁波最好的医院，医生认定已经没有治疗价值，拒绝接收，建议家属准备后事。

　　“是直肠炎！”和儿女们商量后，严敦仁这样骗她。

　　回家吃饭，个个怀着心事。只有孙舜娣，神态自若地吃完一大碗，笑呵呵地问大家：“你们怎么都不吃呀？”

　　还没等孩子想好怎么回答，老太太神态从容地把饭碗一推：“说吧，我到底啥毛病？”

　　孩子们看到，60岁的父亲，突然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接下来几天，孙舜娣像往常一样，买菜、做饭，抽空把所有亲戚朋友都走了个遍，只说是串串门，只字未提生病的事儿。

　　严敦仁那两天刚好要去杭州开一个会，他还将作为代表在会上发言。这个时候，他很纠结：是陪在老伴身边，还是……？孙舜娣看出了他的心思，催着他去，不要耽搁，家里向来都是她作主的。

　　“妈妈就是这样，很有主见，但总把自己放得很轻。”他们的长子说。

　　会开到第三天，孙舜娣大便梗塞，出了很多血。严敦仁这次自己作了回主，要子女们把妻子送到杭州，碰碰运气。

　　那会儿还没有跨市的救护车，临时也买不到车票。一家人搭了一辆货运列车，在阴暗潮湿的车厢里，颠簸了一天。

　　“我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心里才不会愧疚，否则这辈子都不会好过的。人生当中，可以做的事情你不去做，那会留下太多的遗憾。”严敦仁说。

　　到杭州时医生打算连夜手术，儿子记得，进手术室前，父亲俯下身去，摸摸母亲的头发。母亲说“勿想我”。两个花白的脑袋靠在一起，声音有些哽咽。一句直白的告别，那时听起来有点催人泪下。

　　所幸，手术非常成功，绝症治好了，转眼28年。

　　出院之后，严敦仁下了个决心，生命无常，时间有限，要好好待妻子。

　　他说，就像杨绛写的：“我们一生坎坷，到了暮年才有一个安定的居所，但是老病相催，我们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有个安详的晚年何其幸运，一定要好好待身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