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农业资源经济系的弗雷德里克 卡尔、戴维 罗兰 霍尔斯特和戴维 齐尔曼合作撰写的、提交给本次会议的文章《农村改革的新视野:资源、产权与消费主义》对中国农村改革提出了诸多新见解。文章认为中国农业生产所面临的土地与可利用水资源的供求矛盾,导致了人们对农业发展可持续性的疑虑。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未来十五年内,有三至五亿农村人口将向城市转移。因此渐进而有秩序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是加速国内市场发展的一个有力的刺激因素。现将文章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一、导言
在中国经济快速而稳定崛起的同时,其粮食消耗和粮食生产能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公众关注和学术讨论的焦点。中国的农业生产状况增大了国内与国际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这主要是由于缺少有关土地转让和可利用的水资源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之间的相互矛盾,这导致了人们对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的疑虑。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将在当前这一代人的时间之内实现大多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但是,这一转移究竟会如何进行,尤其是这一进程将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这些仍是人们争议的问题。
二、中国农村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
不论从历史的标准还是当代世界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农业近几十年的发展都是一个成功的事例。然而,农民实际纯收入的情况相对复杂,名目繁多的地方税收制度加上公共产品供的减少阻碍了实际纯收入的增长。其中还存在着广泛而不断加剧的地区差异问题。
中国农业发展的其他方面同样面临严峻的挑战,尤其以水资源、农用化学品的使用以及技术引进等问题最为突出。中国的地貌在生物物理学上存在不同特征,这导致了各地的水利灌溉效率的巨大差异。尤其是在北部地区,用水得不到保障。尽管中国农业呈现出进步趋势,但从国际标准来看,农用化学品使用量很高,这正逐渐成为对公众健康的威胁。从技术上讲,中国能从生物科技和灌溉技术的进步中受益,但是科学技术的合理利用仍取决于能有效运转的机制。
在本文中,我们考察了与中国农业相关的最主要的几大资源:劳动力、土地、水资源以及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科技。通过对以上因素的逐个分析,我们认为政策改革对中国实现实际收入的增加、资源的可持续性开发、加强国家食品安全这些目标而言起着决定性作用。
三、劳动力问题的发展趋势
劳动力是中国现代经济具有比较优势的最终根源,然而劳动力市场给决策者提出了一个长期性难题。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一直为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低成本的公共设施建设工程、蒸蒸日上的城市服务行业提供着长期资源;而持续的移民需要快速的增长以维持对劳动力的需求。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农村人口密度过大会严重制约减轻农村贫困的长期努力。
1.人口密度与结构性贫困
中国要想持续地减少贫困,就必须解决农村人口的密度问题。除进一步扩大城市的吸纳能力外,提高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就业率也同等重要。要想在稳步提高收入的同时稳定农村人口,则需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它们能将附加值和供应链从城市延伸到乡镇和农村。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乡镇企业对国家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自1985年来创造了近1 1亿个非农业就业岗位。但是,这些农村的乡镇企业需要不断增强和提高其经济活力以吸纳不断涌现的劳动力。
城乡之间的人口转移问题引发了诸多政策上的挑战,包括劳动力市场的吸纳能力以及一系列城市规划问题,例如居住设施、公共医疗、流动人口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劳动-休闲标准(labor-leisure stand-ard)的改革将在促进劳动力转移、潜在地缓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压力方面具有特别突出的作用。
2.劳动-休闲制度改革与消费主义
有关经济发展的著作显示: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储蓄率之所以高是因为人们转变消费习惯的速度比较慢。这一观点能够从高强度的工作习惯中得到证明,正是这种工作习惯限制了消费者宝贵的非金钱消费要素,即购物时间。消费可以被看作是家庭生产活动,需要时间及其他资源。如果缺乏时间,即便是有钱,消费也受到限制,从而储蓄得到增加。
通过将工作时间由每周70小时减少到50小时,可用于消费与购物的时间充分地增加了。如果我们保守估计每增加一小时空余时间,边际消费倾向(MPC)就增长0 24%,那么,一周所增加的20小时空余时间会刺激经济需求增长5%。我们要注意,这一额外需求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和服务。除此之外,职业转换将会扩大对预期移民的额外需求量。额外消费同样会带来下游乘数效应(downstreammultiplier effects)。
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劳动-休闲制度改革将会引起中国消费模式和劳动力市场的重大变革。减少周工作时间必然会增加国内生产企业的成本,但是会显著刺激需求和城市就业的增加。
中国当前出口驱动型的发展模式并不会自行创造出足够的工作岗位来吸纳数百万的农民进入正式就业。相反,更大的国内需求将在下一阶段大规模的创造就业以及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需求的增长不仅靠收入的提高,也靠空闲时间的增加来推动,尤其是因为空闲时间的增加有利于加强消费倾向以及增加对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的需求。
在中国,空闲时间将是刺激国内需求的一个有效因素。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看,旨在弥补减少的周工作时间而新增加的就业机会将带来新的城市需求,并提高城市吸收农村移民的能力。反过来,农村人口城市化以后,农村外流人口会刺激农村工资的提高以及对商品粮的需求。城市对商品需求量的大幅度增加会提高农村及半城市地区产业的发展潜力,从而能创造就业机会并缓冲向城市移民的压力。
劳动力市场要素中最后两点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教育和人口增长。形成将高生产效率与有效利用空余时间二者结合起来的灵活劳动力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基础教育。对于中国来说,与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变相适应的灵活劳动力市场的形成需要对公共教育进行资助,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任务。中国当前在这方面的平均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 6%,如果要使高水平的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劳动力(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实际工资)在人口总数中占有相当显著的比例,则这一支出比例需进一步提高。
同样值得强调的是,我们所提倡的劳动-休闲制度改革有利于控制中国人口增长。改革工作时间的政策与准许劳动力转移的农村改革的结合,将有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人均收入,这一趋势通常与低出生率相伴随。当农民不断被吸纳进非农行业及城市劳动力市场时,平均出生率也将随之降低,而不断提高的教育水平会促进这一进程的发展。
四、土地问题
中国的耕地资源实现了举世瞩目的粮食高产出,然而长期的高强度产出,尤其是大量农业化肥的使用已经破坏了一些地区的土壤,一些原有耕地随着不断发展的城市化进程被用于非农业用途。
虽然中国的耕地显示出了强大的生产力,但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粮食产出应不断增加,这就需要加大对新技术的投资以及提高大宗粮食的生产效率。当前,中国正处于农业产权过渡时期,在模糊不清的国家所有制条件下存在着多种形式的、多少是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安排。如果国家不执行保护使用权的土地法,农民就不可能实现最佳的生产方案。
实际上,在未来几十年内中国仍将保持小农耕作的现状。但是,现今的耕作规模导致了如下后果:灌溉用水运输成本高、用于化肥和杀虫剂的单位投入成本高、机械化水平低、进行销售和分配的交易成本高、贷款信用度低以及投资少。有些不利因素可以通过各种农民协会得到克服,但是在过去的20年里实质上并不存在农民协会。克服规模上的制约需要建立更多积极的农村协会以及扩大农场规模。
中国的中央政府长期以来支持一定限度上的土地转让,在20世纪80年代发出了“离土不离乡”的号召。然而,尽管土地租赁早已有法律依据,但在许多地区,土地租赁仍然被禁止。劳动力转移应该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它由有酬劳动机会与抵消了农业机会成本的更高的土地价格所引导,而不是由通过例如提高水价来使农业生产利润减少的强制措施或特定的策略所引导。
五、水资源问题及解决思路
中国的水资源分布不均匀,而中国的大部分耕地需要灌溉。随着全国农业产量快速增长,农业灌溉的范围和强度也都随之加大。到目前为止,农业用水仍占全国用水的最大比例, 2003年农业用水的比例达到了65%。而且,对水资源的需求竞争预计会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剧。
为了促进水资源的保护,中国已于2003年开始实施水费改革,但其实施是缓慢且不顺利的。除了增强价格的信号作用,中国农业的发展水平要在现有水资源基础上得到巩固将有赖于技术与制度的支持。前者主要包括灌溉和运输技术,后者包括一系列对水资源的使用和分配进行管理的政府、协会和家庭机制。中国北部地区大量依赖地下水资源———占中国北部平原地区用水总量的64%。许多地区的蓄水层面临着用水需求量不断上升的压力。为了保障地下水得到有效而可持续的使用,政策上的干预是必要的。关于地表水,中国主要的水资源已经实现跨地域调用,而就资金的持续投入与环境代价而言,新的水资源调用可能会成本很高。正如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一样,中国农业用水的运输和利用技术效率低,这大大降低了水资源的生产潜力。
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将全国灌溉系统的水资源平均使用效率由45%提升至55%。尽管水资源的使用效率会因对运输设备和供应技术的公共和私人投资而得到提高,但是影响水资源持续使用的关键因素被公认为是更深层次的价格改革。然而,由于其对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不确定影响,水价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提高水费会对缺水地区农业的生产率和利润造成直接的影响。对水资源保护进行长期稳定的投资需要调节农村的资本结构,而在农村资本结构中,生产规模起着直接作用。
在技术方面,可以采取多种措施缓解中国的用水问题。这些措施包括:采用新的基础设施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并在低成本基础上提高其生产率;改善运输以减少成本和浪费;采用和推广耕地保护技术;减少对低价农作物的灌溉;经过长期努力,通过提高和更好地利用蓄水能力来改善水资源的分配。
与此同时,有必要实施补充性的制度改革,包括以下可能的措施。(1)用水设施估价机制引进一套合理的程序来评估和比较新设施的收益和成本。(2)水资源管理机制:大力推广“用水者协会”(WUAs)和“供水组织”(WSOs)的成功经验。(3)水资源使用权的界定:明确规定资源所有权,并且为水资源权利的交易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允许流域外的交易,但是对能以这一方式进行交易的权力有较高的限制。
六、技术和体制改革的探索
中国农业部门对新技术和新体制的引进、吸收和改良是实现核心政策目标的关键。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保持“硬件”改革(新的物质产品)与“软件”改革(新的或改进的体制)之间的平衡。对中国的农业及其更广泛的经济的前景起着重要影响的四个显著因素分别为附加值生产、粮食市场体制、生物技术和农作物培育、科学研究和推广体制。
1.附加值生产问题
不断提高粮食生产的附加值对增加中国农民的收入、提供非农业就业机会起着关键作用。那些附加值方面的创新可以在多种领域内得以实现,如改善粮食产品的味道、保存时间、营养成分、健康安全、包装、交易和销售。
农业的附加价值可以通过城乡统一体以及不同地区的不同时段的产品和服务得以实现。在中国,农业附加值生产从小型的家庭式作坊扩展到了乡镇企业的粮食集中加工,以及城市的餐饮业和超市。尽管乡镇企业在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一直以来
农村的农用工业在乡镇企业的就业和产出中所占的比例都很小。因此,为了加速非农产业劳
动力的转移,应优先鼓励发展农村的农用工业。旨在形成农产品附加值生产活动的地理分布的努力将最终依赖于制度上的各种因素:规章制度、有效率的企业规模、推广与信用服务、政治经济因素(在中国这是最重要的因素)。
2.粮食市场体制问题
在中国,超市的发展和农村市场组织的发展代表着两种彼此联系而又必须彼此平衡的发展趋势。不论是本土的超市还是跨国的超市, 都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影响消费者品位和食品喜
好的革命,这相应地对食品供应链的革新有着重大意义。由于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和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超市在提高采购标准方面面临着压力。由于中国农场规模偏小以及城乡文化上的差距,确保符合更高标准对零售商来说将继续是一个挑战。
而由超市推动的向附加值农产品生产的转变能增加农民的收入,同时也会增加他们的风险。采购的高度集中可以使零售商最大限度地压低价格,采购模式的改变可能会使农民陷入恶性的债务循环。因此,应继续鼓励旨在减少城乡交易成本并增加农民利益的农民协会的发展。
3.生物技术和农作物培育问题
中国在利用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发展基因改良品种方面具有很强的研究和开发实力。中国并没有完全利用好转基因的优势。对除草剂有抵抗力的转基因品种就存在巨大开发潜力。这种品种几乎能省去除草时间,从而显著提高劳动生产力和节省劳力。这些品种使得低强度的耕种系统成为可能,从而减少土壤腐蚀和流失。
农业生物技术还处于初始阶段。目前处于试验阶段的新的转基因品种的优点有可能在未来5到10年里掀起一场农业革命,这些优点不只局限于解决害虫的控制问题,还带来了诸多好处,如延长蔬菜的保质期以及增加动物饲料和谷物的营养价值。第二代转基因品种将提高农业产品的附加值并扩大市场范围,这也是边远地区(如中国西部地区)农民的目标。
4.农业研究与推广的支持问题
农业研究和推广的公私投资对中国实现减少贫困、可持续发展、发展经济和保障食品安全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在未来20年内,中国农业研究和教育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将对持续增
加农村收入、提高农业生产力以及水资源利用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相对集中的农业研究体制集中了该国大部分的顶级研究力量。由于农业技术需要因地制宜,因此更需要把研究力量分散到相应的地区,建立地区性的学术基地来发展和应用新技术。在刺激中国农业的创新方面,私人投资同样也将起着重要作用。保障用于农业创新的私人投资需要更加严格地实施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
七、结论
在考虑与农业发展相关的最重要的因素时,我们首先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我们呼吁那种能较严格地实施现有劳动法规的城市劳动力市场政策,减少每周的工作时间以增加城市就业人数,并通过增加休息时间来刺激国内需求。我们相信这样一种劳动-休闲制度改革能释放潜在的需求,加速国内市场发展。除此之外,由此产生的劳动力市场调节将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以及更为有效的规模农业,二者都能充分提高农村收入。这些趋势都有助于调节中国的人口增长,众所周知,提高收入和增加正式部门的就业机会是世界上控制人口最有效的方式。
除劳动力市场外,我们提出了诸多涉及土地和水资源所有权以及技术改革的建议。
总的来说,这些措施将显著增加农业收入,提高农业部门结构的灵活性,提高农业生产力。当前,中国显著的经济现代化需要通过向现代消费型社会的平稳过渡来加以巩固,正如其他经合组织国家所表现的那样。要实现这一目标,有必要采取一系列彻底而创新的经济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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