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名下的基金，刚为农村工作者，搞了一次台湾农会的参观交流团。我的基金其实只是出资赞助者，真的组织者是北京农禾之家谘询中心——一个以促进内地农村合作社功能为使命的民间组织。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农村已不搞人民公社，而是分田给农民进行个体生产。除了需要交税外(温家宝当总理后，已免去农业税)，收获全归农民，不再属于公社。

这种改革大大地增加个体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令生产力大增，农民的生活在短期里得到很大的改善。但个体生产亦有弊端，农民皆自己顾自己，没法再如人民公社年代那样组织起来，以集体的力量，为农村搞基建。内地的水库、引水道等水利建设，大部分都是人民公社年代建的。改革开放后，基本上没有甚么新的水利建设，大家都在吃老本。引水道漏水，也不容易集资维修。

农民进行个体生产，自己买肥料，自己买农械，不容易拿到好折扣，运输费也比较高。至出产出来的农产品，亦要自己找买家，不能利用集体力量，统一销售，常给收购商压价。

这种情况，令农民的生活，除了在革命开放的初期有较大的改善外，之后又停滞不前。究其原因，就是过度依赖个体生产，没有把农民组织起来，以集体的力量去维护共同利益。

其实世上有很多非社会主义国家，农村皆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合作社，以色列、荷兰、南韩、台湾等，在这方面都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反观中国，虽自称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的农村，已没有甚么社会主义味道。这种发展，不利于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亦不利于中国农民生活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我一直希望为促进中国农村重建有效的合作社做点事。去年，我基金在内地工作的同事，接触到农禾之家联盟，发觉他们也有共同的理念，所以资助他们成立了一个农禾之家谘询中心，为有意在农村组织合作社的团体提供谘询服务。

谘询中心的理事长杨团，是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她对台湾的农会甚有研究，曾多次访问台湾，及长时间留下来考察，在台湾有很好的人脉关系。她觉得，台湾农会有很多值得借镜的地方，希望我的基金能出资赞助中国的农村工作者去台湾参观研习。我觉得这项工作很有意义，所以鼎力支持，并随团一起去了解情况。

参加今次考察团的，有些是NGO的成员，也有一些是农村工作干部，亦有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我们先在台湾政治大学听了一天课，再花七天时间访问了苗栗、南投、彰化、云林、嘉义等地方的农会;参观了他们的果菜市场、产销社、信贷中心等;得益不少，有机会再向读者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