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伟

　　原标题：京城里的维权“小小鸟”

　　法治周末记者高欣　　

　　“北漂”整整第16个年头，魏伟依然在睡沙发。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打工者群体眼中的“英雄”。　　

　　捍卫打工者权益，是魏伟做慈善的全部，也是唯一内容。1999年，他创立“小小鸟”打工热线，日夜不休，无偿帮助打工者维权。　

　　这位昔日乘火车懵懂北上的河南小伙儿，现已过不惑之年，无车、无房、无妻。他卖过水果特产蔬菜、做过早点、当过搬运工；被骗过、被打过、也被帮助过。　

　　他并非没有成为世俗眼中“成功者”的机会，反而是将全部精力，投入了“小小鸟”的建设与坚持中。　　

　　今年6月6日，“小小鸟”将迎来自己的14岁生日。截至今年1月，“小小鸟”北京办公室共接听求助电话13.4万余个，为各类打工者讨回被拖欠工钱共计1.3亿多元。　　

　　魏伟将“小小鸟”定义为公益组织。白手起家、单打独斗，组织自身时常遭受资金困难的窘境，一度搬家12次。作为创立人，魏伟的生存极限一度只有“两个钢镚儿”。　

　　在几近绝望时，他也感到命运玄幻。但他认为：“怎样把握它，在我看来，就是不去理会那些可能的干扰。不去理会它的结果，不是去回避，也不是逃避，而是无视现实的困境，去体验自己把握设定目标的感觉，勇敢地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如今，无数曾怀疑“小小鸟”能坚持到何时的人们看到：这只奋力抵抗命运的“小鸟”，不仅依旧可以在保全自身的同时、帮助更多的人，而且还主动出击、自发地做起了对特定人群的调查研究。　　

　　打工者难题不仅是欠薪　

　　5月17日清晨，33名满身汗味儿的建筑工人，早早站在了“小小鸟”办公室门口。　　

　　办公室位于首都中心城区一栋写字楼的地下三层；地上，是逐渐人头攒动起来的王府井大街。　

　　魏伟和同事们接待了这些建筑工人，后者求助的原因，依然是“被老板欠薪”。　

　　凭着多年经验，现在接待来访的求助者，魏伟会首先主动占用几分钟时间，告知对方相关的法律知识，解释“为什么会有现在这样的局面”。　　

　　“很多建筑工人签不了合同；签了的，法人主体也无法落实，很多人手里也拿不到合同。这就

　　让劳动合同法对项目方没有法律震慑作用，维起权来很困难。没有证据，到了劳动部门和法院，也没法说。”魏伟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尽管如此，“小小鸟”还是拨通了包工头和项目方经理的电话，电话调解未果。魏伟说：“看来下周得亲自去一趟了。”　

　　帮打工者维权多年，建筑工人一直占据着来访来电的一个较大部分。魏伟便留心起来。　　

保守估计，中国有3000万建筑工人，他们为城市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魏伟发现：建筑工人的权益却尤为脆弱。　

　　去年10月，建筑工人贾永志在深圳一处工地干活儿时，被楼上掉下的钢筋砸中，钢筋刺穿腋窝17厘米，一根肋骨被砸断。3个月前，他和另外151名农民工工友一起，在7月21日那场导致77人死亡的北京大暴雨中，舍身救出被围困在京港澳高速上的182名旅客。　

　　彼时，贾永志躺在病床上，依然感到胸部疼痛、头晕，但施工方却让他出院，因为“几天就花了几千元”。但此时，医生明确表示：“就他的病情，现在肯定是不能出院的。”　

　　听说此事后，魏伟带着律师到医院探望贾永志。贾永志举着7 21抗洪救灾的衣服，红着眼眶说：“小崔(央视主持人崔永元)请我们吃饭时就说我们是有良心的人，老板怎么可以这么没良心，伤不治好就赶我出院？”　

　　魏伟十分希望能帮上忙，然而他和律师都明白：“做工伤鉴定还得弄清公司是否为贾永志买了保险，但公司不愿出面回应。”　

　　最终，在媒体的关注下，贾永志在医院养好了伤。但距离魏伟设定的帮助目标，显然还是有些距离。　　　

　　“总这样一个一个地帮，什么时候是个头？建筑工人群体究竟是怎样的生存现状？”问题逐渐在他脑海中摊开来。　

　　今年4月，魏伟终于迈出主动出击的第一步，调查建筑工人生存状况和权益保护情况。“小小鸟”在全国8个城市广泛招募大学生志愿者，帮助完成对1万名建筑工人的问卷调查。　　

　　魏伟给这次调查定了个主题——“为你出发”。　　

　　在问卷中，包括“多长时间吃一顿肉”这样的问题。而“不少人的回答是一个月一次”。　　

　　现在，“小小鸟”已经收回1000份问卷。而仅仅这十分之一，让魏伟的心情陡然生变。　　

　　“做调查之前，我自以为很了解这个群体。但实地调查后才发现，他们的生存现状，远远不只存在被欠薪这一个问题。对不少建筑工人而言，基本的生存都缺乏保障。由于建筑工人工作的环境，与外界几乎是隔离的，导致他们无法融入城市。有工人居然都不知道现任的国家主席是谁……”　

　　没有资讯、没有社保、没有体检、甚至没有合同，不能洗澡，长期离家，离婚率高……种种问题暴露在问卷上，也暴露在未谙世事的大学生志愿者们面前。　

　　招募大学生，魏伟有其用意：“我想让大学生们也来关注建筑工人的真实现状。”　

　　何时才能全部收回1万份问卷，魏伟也说不准。因为寻找建筑工人回答问卷，是个相当有难度的事情。“我们很难进入到建筑工地里面去做问卷，只能摸清工人们什么时候休息活动，守在他们出来吃饭的地方。”　

“黑中介”里营救打工者　　

　　最初产生创立“小小鸟”的想法，来源于魏伟初到北京时的坎坷与迷茫。　

　　光头，红色运动裤，骑一辆红色本田250摩托，魏伟曾是县城里的“拉风少年”。那时的他无忧无虑，子承父业学了中医，还谈了恋爱。　　

　　由于骨子里的不安分，让他最终选择离开父亲的诊所，找人合作，先后在安徽和湖北神农架做起了中药材生意。　　　

　　也许是冥冥之中要北上，中药材生意不是赔本，就是被人算计。最终，女友的电话将他带到北京。　　

　　然而，最初的北京生活更加坎坷。魏伟换过不少工作，拮据时流浪街头，睡在西客站或是公园。一次，在某托运公司好不容易干了一天活儿，次日却发现，自己的工钱被偷走了。

　　于是，魏伟又拿着自己几年来在写作上的获奖证书，来到北京劳动文化宫人才市场。最终，他找到了广告文案和业务的兼职工作。　

　　忙碌的打工生活开始了。但为了多赚钱，魏伟又到一家职业介绍所打零工。因此，他结识了一群打工者朋友。在朋友们的讲述中，他逐渐了解到，不少职业介绍所提供的信息都有问题，包括自己所在的这家。　　

　　魏伟曾介绍7名打工者去一家木器加工厂做工。没多久，其中一人来找魏伟，说自己翻墙跑出来了，要求职业介绍所帮他把另外6个伙伴也救出来。　　　

　　“那家家具厂太黑，每天吃的伙食很差，一天才让吃两顿饭，工作时间长达16个小时。要是有工人忍受不了，想要离开都不会放人走，大铁门紧闭，还有几条大狼狗护院。进厂就把身份证扣下，如果是干到一两个月要走，可以放人，就是不给结工钱。”魏伟回忆。　　

　　天生仗义的魏伟不干了，跟老板说：“这事咱可得管。”　

　　老板只是嘿嘿一笑，说这很正常。　　

　　魏伟便要求老板准他一天假，自己想办法去和老板交涉。　

　　当天，他就假装找工作的，混进了家具厂。　　

　　在发现逃跑是不可能的之后，魏伟打电话找朋友帮忙，佯装其中一名工人是自己的亲戚，直接和老板交涉。最终成功把6位打工者“营救”了出来。　

　　当几人抱怨工钱还没结时，魏伟安慰道：“算啦，别计较了，能安全出来就不错啦，要记住这个教训，以后不要盲目地给人打工，要签劳动协议才行，不要轻易相信中介。”

　之后不久，工友们回了老家，魏伟也离开了他所在的职业介绍所。　

　　通过卖家乡特产——蘑菇，魏伟一度挣了些钱。但随即，他的生意又陷入了困境。　　　 终于到了无法支撑的时刻。魏伟决定回老家。他约出一帮朋友告别。告别宴上，他第一次吃到羊蝎子。　　

　　“大学生毕业后在北京混上三五年，一无所成，灰溜溜离开的多的是，何况你呢！”　　　 同事这句话，触动了魏伟。当晚，他失眠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他第一次试图想清楚打工群体的社会角色。　　

　　“当我们这些打工者，走进城市后，都失去了在家的父母亲朋、左邻右舍等社会所赋予的原始社会资源。这种原始资源的缺失，使打工者沦为这个城市新的个体，在自身生活、就业、发展的时候得不到这些社会资源的帮助，自然很孤单无助。到头来，就肯定是回家，要不从事不法经营，更甚者铤而走险，走上犯罪道路，给社会带来危害和消极的影响。”　

　　这是魏伟的结论。　　

　　“如果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平台，使打工者可以互帮互助，取长补短，优势互补，那肯定能改变许多人的命运。”想到这里，魏伟很兴奋，他从床上爬起来，把自己的想法写在了日记本上。　　

　　写日记，是魏伟多年来保持的习惯。次日，他便开始行动了。通过口耳相传和媒体帮助，一个打工者互助平台逐渐有了雏形。魏伟卖水果，卖早点，甚至“卖诗”……然后将所有收入都用在筹备工作里。　

　　魏伟给这个互助平台起名“小小鸟”。“我喜欢赵传的那首‘我是一只小小鸟’，外来打工者不正像飞出家门的小小鸟吗？无依无靠，又奋发向上。”他说。　　

　　借律师、记者、警察之力讨薪　

　　1999年6月6日，“小小鸟”打工热线开通。这根电话线，让魏伟接触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　

　　“听着他们在电话里的哭喊声、求助声，我无法拒绝。”慢慢地，这条最初的“创业热线”变成了“公益热线”。　

　　每天24小时，热线都会保持通畅，魏伟亲自接电话。遭受不公平对待的打工妹、找不到工作的兄弟俩、遭到家暴的妻子、被欠薪的工人代表、甚至被欠款的包工头也会打电话或找上门来。　　

　　每一次来电或来访，“小小鸟”都会认真记录在案。最忙的时候，一天有200多个电话打进来，有时会持续到凌晨三四点。　

　　接到热线后，一般的流程是先电话调解。行不通时，魏伟会带上律师或记者“出现场”，直接帮助打工者讨要欠薪。　

　　为了帮打工者找工作、要工资，魏伟曾多次被人恐吓，被人称为“神经病”。但魏伟和他的同事们还是从中感受到了助人的自豪。　　

　　逐渐的，魏伟想给“小小鸟”增添一些新东西。除被动维权，他开始为打工者主动做法律咨询和培训。在“小小鸟”注册的义务服务律师已有数百名。　　

　　有人认为，“小小鸟”是在做慈善。然而这个“慈善组织”背后，没有支撑机构、企业资助、难以注册。　　

　　魏伟的外甥发现他窝在地下室小屋里开办热线，接打电话，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干这种不挣钱的活儿”。

　　魏伟自然深知这种难处。有时，他“一个人坐在小屋里，流泪到天亮”。但他不想放弃，还摸索出两条应对方案：对内，要有坚持的韧性；对外，利用各种各样的力量。　

　　他曾主动联系北京团市委、海淀区团委，成立了“小小鸟志愿者服务队”；还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合作开办《打工族之夜》节目。　

　　2004年9月，经北京市司法局依法批准，中国首家民间面对打工群体的调解机构：北京小小鸟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　　

　　机构刚成立，魏伟一度忐忑不安。“害怕，不知道是否管用。”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那之前，每次到现场调解、维权，魏伟多少都有些心虚。　　

　　拿着“调解委员会”的证件，魏伟推开办公室门，首次维权去了。那是位于朝阳区的一家制衣厂，目的依然是帮工人讨回被拖欠的工资。　

　　到了现场，大门紧闭。工人们坚称工头就在里面，等着等着，便焦急地嚷嚷起来。

　　魏伟知道，要想要回工钱，不能激化矛盾。于是，他拨打了110。在警察的帮助下，一行人等进了厂里，见到了工头。以前，到了这一阶段，还得再交涉一番。可是这次，当魏伟亮明委员身份后，工头立即找来出纳，给工人们结清了工资。“没想到这么爽！”魏伟很兴奋。而后，这种“零成本维权”让事情顺利不少。　

　　与此同时，魏伟也积极地与媒体保持联系。如若维权需要，他会找来记者一起。“但有时，记者——尤其是电视台记者——扛着摄像机一起去，反而会激化矛盾。所以还是要看情况。”魏伟总结了一些经验。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小小鸟”也得到了一些基金会和高校的支持。这种支持，让“小小鸟”几次逃过“财政危机”。　　

　　如今，走过13年的“小小鸟”依然顽强地生存着。魏伟坦言，经历许多后，最初的激情和冲动早已沉淀为淡定。　　

　　他仍然不愿停止自己的工作。“城市里，太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去坚持了，我想让更多无助的打工者，在城市里找到一丝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