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0岁的张晓庆代表是湖南省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基础装备事业部市场部推广专员，在他看来，外来务工者群体不仅仅是农民工，而且是产业工人，相当一部分外来务工者已由从事简单体力劳动转向从事专业技术工种。“我们不再只是‘保姆’，我们也会成为‘专家’，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社会给予我们更多成长和提升的机会，更需要制度层面的有力保障。”

“第一代打工妹”王馨代表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为农民工提供更多学习的机会。知识和能力是保证稳定就业的前提。当前接受过职业培训的技术工严重缺乏，“民工荒”主要荒的就是技工。希望劳动力输出地和输入地政府加大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力度，做好做细岗前和在岗职业培训，为农民工能够长期稳定就业、更好地融入城市打下坚实基础。

张晓庆说：“我到长沙打工6年了，作为一个农民工我们最关心的是就业服务，比如说再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对于草根阶层来说，没有一技之长很难在城市立足。此外，还应结合农村务工人员年龄、知识水平、收入水平等情况，制定更加有利的政策来保障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各项权利，包括经济适应房的指标比例、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子女平等受教育权等，提高务工人员的收入水平。”

住房 让我们也能住上廉租房

在北京六里桥长途客运站，马右超从老家河南省固始县广店村出来打工已经8年了，他在客运站附近租了一间简易铺面卖杂货，妻子刘俊杰在店门口摆摊卖凉皮。上午11点，生意渐渐忙起来，马右超把两岁的女儿送回家给姥姥照看，自己和妻子一前一后地招呼客人。

“出来打工这么多年了，老人孩子也都在身边，春节前后生意忙，过节就没回老家。”马右超说。家里5口人租住在附近一间40平方米的房子里，每个月租金就要2800元钱，马右超坦陈：“压力很大。”同样在六里桥长途客运站打工的程晓娟条件要差很多，今年25岁的她也有一个2岁的女儿，但因为收入低，和老公、爸妈一家5口住在几百块的地下室。“我们在外边打工挣钱，最终还是要回去的。在这里没有固定的家。真盼着在城市里也能住上‘廉租房’。”刘俊杰说。

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里都以租房为主，位置偏远，房屋条件差，毫无居住舒适度可言。“我们靠打工的钱根本买不起房，即使把老家在农业上赚的钱拿来补贴，也远远买不起房。而且房价上涨的水平，让我们更加觉得希望渺茫。在北京，我的那些同事即使租地下室，也要至少支付四五百元。对于月工资只有一两千元的我们来说，压力很大。”首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薛志国来自内蒙古，在北京一家保安公司任职，谈起住房问题皱起了眉头。他说：“现在国家大力建设城市保障房工程，希望我们这些进城务工人员从中也能分一杯羹，比如可以给我们提供廉租房等。”

社保 医疗报销享受同城待遇

在北京六里桥长途客运站打工的程晓娟最担心的就是孩子生病：“孩子的保险在农村，生病花钱回去也不能报销。”对她来说，每个月孩子的医药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同乡的赵芬芳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她在客运站做保洁工作，每个月有2000元收入，如果不生病，付房租和生活费还可以，上个月生病，去医院检查身体加治疗，一下就花了1000多元，还不能报销。“现在最盼的就是能把生病报销的问题解决了。”

江西省丰城市蕉坑乡驻台州流动党支部书记卢金生代表1998年外出打工，后来在浙江省台州市创办了企业。他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让农民工与市民享受同等待遇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大好事。这么多年在外打工，我感触最深的是异地就医问题，农民工收入本来不高，跨省就医需要垫付，遇到大病确实承受不起。

教育 让孩子能在城市上学

在北京打工的赵芬芳有两个孩子，小的才8岁，都在老家上学，由老人照看，“今年我回北京时都是偷偷走的，后来听老人说孩子发现妈妈走了，大哭了一场。”说到这，赵芬芳的眼睛湿了，“在这上学太贵，而且孩子上到高中还得回去高考，还是留在老家上吧。”

卢金生代表说，他打工所在地户籍人口是40多万，流动人口就有30多万，流动人口基本是青壮年，这意味着他们的子女超过了本地人口子女，对当地教育资源来说压力非常之大。

在赴京开会之前，上海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变压器生产车间主任周振波代表专门深入农民工群体了解情况，他发现，住房和子女异地升学的问题是农民工最头疼的事，“有对夫妻，出来打工13年了，只回过3次家，有一次6年才跟孩子见了一面。我听了当场就掉眼泪了。”周振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