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好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范剑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两者应并行不悖，通过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才能够让未来的发展取得动态平衡。
在新农村建设上，过去我们投入不足。未来新农村建设必须要让农民中的一部分青壮年劳力愿意留下来，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主力军。这就要求我们创造条件，让留在农村的劳动力看到城乡差距逐步缩小的前景，他们在农村种粮也好，养猪也好，其收益是和在城市里面打工相比差距不太大的，这样他才能安心留在在农村。农村中的各种为民生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要逐步改善，让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和享受的公共服务越来越完善。
十八大报告中提到的新“四化”中，农业现代化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命题。好多人对此好像不太理解。我们只有通过农业现代化才能进一步解放农村劳动力，通过制度变革让农业由原来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转变成规模化、企业化的大生产，才有可能让我们的农业进一步发展，提高土地生产率，提高规模经济效率，才能够支撑我们新型城镇化继续向前。
新型城镇化到底让谁成为其中最大的受益者，这是我们和前面两个阶段城镇化最本质的不同。无论是进城还是留在农村，农民都应该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说整个城镇化过程中这个蛋糕大家都可以从中获利，但是你一定首先让农民成为最大的获益者，大家才能跟着来获益。这是我们跟过去两个阶段可能最大的不同。如果我们能够把以人为本具体化到城镇化以农民为本，以新市民和新农民的利益为本，那么我们新型城镇化一定会取得成功。
《21世纪》：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曾经建议，在城镇化的投入问题上能否做一些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调整。比如现在有两三亿的流动人口，这些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其事权能否不让地方政府承担而是让中央政府承担。对此，您怎么看？
范剑平：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的空间非常大。我认为，原则应该是，地方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都不要当城镇化过程中利益的受益者，政府更多的应扮演服务者的角色，这样问题就好办了。
建国60多年以来，我国农民用低价农产品、低成本劳动力甚至低价土地长期支持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了今天，我国需要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了，从各级政府、国有企业和城市各类单位难道不应该掏点钱适当回报农民吗？尽管不要求这个回报一蹴而就，但是各级财政在财力可负担的情况下应该向农民倾斜，还历史欠账，而且速度越快越好，只有达成这样的共识才能够有一个解决问题的基本态度。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