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两口收入微薄 忍病度日
2011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湖南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省常住人口的9.7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91个百分点。而在湖南农村，2010年外出务工人员就达到1200万人，相当一部分老人和孩子留守在家，那么这些留守老人又如何养老呢?
吴谭寿家住在湖南凤凰县吉信村，他和老伴儿龙梅英有叁个儿子，但孩子们都在外地打工，最早的在外打工20年了，最晚出去的也有10年，老两口带着叁个孙女一个孙子在家，这是一个典型的留守家庭，日子就这样一天天重復。
吉信村属于半山区，全村一共有340户人家，两千多口人，村里人多地少，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村里人就外出务工，现在75%的年轻人都在外面，村里的绝大多数老人都像吴谭寿家一样，带着晚辈在家留守。吴谭寿家现在叁亩水田，一年忙到头，也就是勉强保証吃上饭。虽然有叁个孩子，但孩子们在外打工钱也不好挣，一年加在一起能给两位老人至多两叁千块钱，一年到头的日常开销都靠这点钱来维持。
老人告诉记者，如果他们想吃肉，但经济比较紧张的话，就算了，可以吃也可以不吃的时候就不吃。可以买，也可以不买的时候就不买。
日子过得再艰难，吴谭寿和老伴精打细算也能熬得过来。但叁年前，老伴龙梅英一不小心从二楼摔了下来，让这个留守家庭陷入了困境。这次的意外，一共花掉医药费一万六，除了花掉老两口所有的积蓄外，还背负了六千的外债。龙梅英在2007年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可以报销住院医疗费的60%。但是因报销的药品种类和比例都很有限，且需要自己先行垫付，这对一家人来说依然是个沉重的负担，龙梅英外伤还没有完全愈合，就出了院。
其实村里的留守老人都和吴谭寿家一样，没有年轻人在家，日常生活全靠自己，磕磕碰碰，出些意外全是常事，多数也像龙梅英一样，简单治治就回家治疗了。回到家里的龙梅英出现了一系列后遗症，脑动脉硬化，脑萎缩，脑梗塞，每天都在疼痛中度日。实在疼痛难忍，龙梅英就吃两片最廉价的止痛药缓解一下，因为乡村诊所买药的费用并不在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范围。
2010年，湖南省在14个县市区试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2011年，试点范围扩大，覆盖湖南20%农村60岁以上的老人，吴谭寿所在的凤凰县也被纳入进来，根据新农保政策，60岁以上老人不用缴费，就可以享受由财政补助的每月55元养老金，现在吴谭寿老两口，一个月可以领到110元，两人非常高兴，不过面对飞涨的物价，这点钱也干不了什么。
龙奶奶说，这钱不够花，也就够吃一顿瘦肉。她天天要吃药，每个赶集的日子要买30块钱的药，一个月要买药180，都要花钱。
每天，吴谭寿干完手里的活，就坐在门口抽根湮，歇息一会儿，这是他一天中难得放松的时候，也是最想念孩子的时刻。家里没有电话，吴谭寿老两口和儿子很少联系，想他们的时候，老伴儿龙梅英就会翻出儿子的照片瞅瞅。
吴爷爷说，他时时刻刻都想孩子们，但孩子大了，经济压力大，只能让他们出去找点钱。
吴谭寿理解儿子们的不易，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吴谭寿感觉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肩上沉重的担子，吴谭寿也不知道能扛多久，但只要能活着，就得一天一天这么过下去。吴谭寿和老伴龙梅英天天数着日子，盼着过年，因为这时候，孩子们都会回家，一家人就可以团聚了。
二、吴奶奶孤独守望 日日思子
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人已经有1.85亿，农村老人超过一个亿，其中农村留守老人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也就是说，大约每叁位农村老人中，就有一位是留守老人。对于吴谭寿来说，家里毕竟还有老伴和孩子，对那些空巢的留守老人，日子又该怎么过呢?
吴志英老人家住湖南凤凰县叁拱桥乡阳光村人，今年70岁，老伴已经去世12年，有两个儿子在浙江打工，只有春节才能回家一趟，十几年来，她独自带着孙女在家务农。
吴志英今天收获并不多，辣椒不够红，豆角也不太成熟，明天赶集卖菜换零用钱的想法只能作罢。从菜地里回来，路过村口的小桥，吴志英的脚步慢了下来，夏季这段时间，每到深夜，她就会一个人悄悄来这里捕捉河虾，然后烘干拿到市场去卖，这笔钱成为了她个人收入的主要来源。
捕捉虾米的夜格外漫长，这浅浅的河水一到晚上就会涨至一米多深，漫过她的胸部，哪怕在夏季，也会透心的寒凉，而她一站就得坚持叁四个鐘头。吴奶奶告诉记者，她捉虾米一天晚上只能赚十多块钱。
吴志英的儿子每年会给她寄回一千元，她每个月也可以领到55元的农村养老保险金。但带着一个读中学的孙女，这点钱远远不够，冒着危险去河里捕虾多点收入，是她唯一的选择。
吴志英身体并不好，有高血压，也常会心绞疼痛，医生曾建议她住院治疗，可自从2009年去了趟医院，一次就花掉了她半年的生活费六百块钱，她再也不敢走进医院大门了，能挨一天是一天。
吴志英所在的阳光村地处偏远，在这里没有养老院，更没有老年人活动中心，平时就不爱串门的吴志英在老伴去世后，和村民接触更少了，对她来说，最难忍受的并不是身体的劳累，而是留守的孤单。
吴奶奶说，孙女读书住校，星期五才回来，就留她一个人，她孤单的时候电视也不想看，哭了就睡觉，睡又睡不着。
没有电话，吴志英和儿子大半年没有联系过了，非常思念外出打工的儿子。通过镜头，她含泪对儿子们说，儿子，你到外面打工好好注意身体，妈妈在家里身体很好，请你放心，有时间你回来看看妈妈，妈妈很想你。
叁、杨院长负债度日 助老院举步维艰
对于吴谭寿夫妻和吴志英这样的老人来说，农村的留守生活只能依靠自己，如果他们年龄再大些，将来怎么办呢?现在针对农村的一些民办养老机构也在逐步出现，但这些养老机构的日子，也是举步维艰。
贵州农民工慈善助老院位于贵阳市黄家湾路，院长杨美学，今年54岁，自2006年开办养老院以来，这里已经先后接纳了95名老人，他亲自为50多名老人送终。杨美学来自农村，2000年来到贵阳打工。在这几年的务工时间里，他做过“背??”，卖过臭豆腐，接触了许多无人照顾的城市空巢老人和老无所依的城市农民工，于是萌发了建立农民工慈善养老院的想法。
杨美学告诉记者，贵阳的道大街小巷他都走过，有的空巢老人在家里边已经死了几天以后，子女才回来，回来尸体已经烂了，有的忍受不了孤独和寂寞，开窗跳楼了，开煤气自杀了，有的甚至吃药了，还有更厉害的，一些孤独的老人，他们想吃不到口，想穿不上身。这些老人比任何人都可怜，需要有人理解，需要有人关心。
2006年3月，杨美学投入打工积攒的8万元钱办起了这家“农民工慈善助养院”，带着妻儿一起护理老人。然而，开办慈善助养院对毫无经验的杨美学来说，压力比想象中的还要大。因为他们接收的大多是被其他敬老院拒绝接收的农村孤残老人。
杨美学的农民工慈善助养院一共18个房间，房屋都是租的，每月房租是2500元，再加上水电煤气费，伙食费，每个月的开支至少4000元。杨美学对老人并无统一收费标準，都是看老人的家庭情况来定，最高的每个月收费1000月，低的400元，开办至今还有近半的老人是无偿赡养。
因为基础设施无法达到国家标準，杨美学的助养院开办六年来一直没有任何証明，无法得到国家的认可，不仅没法领取国家对养老院每个床位1万元钱的补贴款，更无法引进企业的赞助，自此，养老院不能合法化成为了杨美学的心病。
尽管如此，杨美学依然不敢泄气。他告诉记者，这里的老人，都和他们有感情了，他要泄气这些人就没法了，其它的敬老院不收，他们有的没有家人了，就只有流落街头了。
六年来，每天杨美学都会亲自服侍老人起床洗簌，给老人喂饭，陪老人唠嗑，能看到老人的笑容就是他最大的欣慰。
杨美学说，他们关心老年人的今天，等于是关心自己的明天，留给孩子们的后天，他们现在是为孩子们做榜样，如果今天不去关心老人们，明天谁来关心他们?
四、积极引入社会力量 均衡配置城乡资源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逐渐加快，资料显示，2005年底，国内60岁以上老年人口有1.44亿，其中，60%以上的老人分布在农村。2010年，我国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增加到1.85人，在农村的老人超过一个亿人。随着大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出现大量留守老人。数据显示，农村留守老人占农村老年人口37%。这就意味着，每叁个农村老人中，就有一个是留守老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表示，农村的老龄化程度甚至要高于城市老龄化的程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现实。所以现在中心恰恰是应该是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只有解决好了农村的老年保証问题，才能够解决好我们国家的老年保証问题。
郑功成认为要降低对民间资本的门槛，吸引更多的力量参与到农村养老机构建设当中来，对于贵阳杨美学的助养院，郑功成认为，应该多予以引导和扶持。
郑成功表示，政府的老年福利资源一定是要跟着人走，要跟着老人走，不能跟着机构走。而且将来公办福利机构一定会转向社会化。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也认为，在农村养老特别是促进农村社区养老体系建设中，引入社会化的力量至关重要。郭于华认为，解决农村养老的问题，政府是不可缺少的，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力量，第叁就是社会的力量，在这个问题非常能够突出体现出政府，社会，市场，这几者之间要能够相辅相成，能够互补，同时又能够相互制衡。
郭于华同时也指出，农村养老压力远比城市养老压力更大，从根本上解决好农村养老，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局，包括农村的土地权利，包括户籍身份制度的安排。
面对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农村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入城镇，同时又随着老龄化的加剧，长期以传统家庭养老为主的农村老人面临着“失地”又“失儿”的双重危机，农村养老确实面临着远比城市更为艰巨的任务。如何破解农村养老难题，除了眼下推行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各级政府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外，积极引入民间资本、社会力量，进入农村养老领域，用市场化方式提高农村养老水平也是解决之道。但最重要的，还是要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缩短城乡差距等方面实现全面突破，实现城乡资源的均衡配置，毕竟，叁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本就应属于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