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十八大报告，还是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将加快城镇化步伐作为中国未来重大战略部署浓墨重彩地提及。

城镇化是个改革问题，城镇化的完成涉及很多改革领域，除了户籍制度之外，很多农民最关注的还是利益问题，换句实在话讲，就是城镇化后农民收入能否提高。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农村老龄化的趋势明显，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都已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

另外，房价会不会上涨问题。不断推进城镇化，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意味着城市人口将翻番，意味着房子永远供不应求，那么房价会不会一路走高？

还有，未来几亿农民进入城市，首先要解决就业问题，而中国制造业对总就业的贡献已经逼近极限，未来最大的就业潜力在服务业，打破服务业领域的垄断和准入，大力发展服务业，方能确保进程农民的饭碗。如果农民进入城市，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但却又无法享受城市居民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无法真正实现农民的市民化，这都是令人担忧的问题。

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而不是建高楼、建广场。过去十年，中国经济赖以维持高速增长的动力背后便是城镇化，但旧的城镇化路线显然有着极不科学的一面。地方政府推行的城镇化工程多以粗放型为主，在看中投资对于经济拉动作用的同时，却忽视了城镇化背后的意义。

新型城镇化将会从城市面积的扩张，变换到城市生活质量的扩张上。这也正是当下，提出新城镇化建设，对于中国经济及人文环境的意义所在。

有专家建议，我国发展城镇化，应根据现有情况，对城镇化建设进行有序推进，使其与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把农民进城和职业工人就业结合起来，引导大家奔向不同层次的城镇，让不同层次的城镇接纳更多的农村人口，并做到能长时间在那里就业、工作、生活，使之成为具有一定保障能力的城镇，这不失为一个好的建议。

应该讲，城镇化是我国现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国家的发展战略。城镇化不仅可以拉动内需的发展，更是公民权利均等的必然途径。

考察率先进入城市化的发达国家发展史，就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过程中，也悄然发生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比如英国，从1760年开始到1850年，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发展，人口城市化率由10%上升到50%，正好达到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起点。英国就是全世界第一个走上结构转换型城市化道路的国家。

1920年，美国人口城市化率为50%，达到了城市化道路转型的起点。后来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汽车进入家庭创造了条件，建筑商们在郊区开发大批条件更好的住房，大批中产阶级也陆续从市区转移到郊区，出现了郊区城市化。除美国外，其他发达国家乃至不少发展中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这样的城市群、城市带或都市化地区，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已逐渐成为世界城市化的普遍现象。

而现在，中国人口城镇化率为50%左右，已达到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向结构转换型城市化转变的“转折点”，新型的城镇化思想完全符合时下的要求。翻开成功案例，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的城镇化，在人类城镇化的历史上是比较成功的案例，既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又没有出现拉美等国的贫民窟，其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通过法律，甚至宪法确保进入城市的农民完全享受和市民一样的待遇，将农民的平等权提升至宪法的角度，从而避免出现夹生的城镇化，我们中国不妨拿来我用，通过借鉴国外的，创造自己的，方能实现真正的有质量的城镇化。（新农村网 爱民）